文/阴铮

2020年末“学历焦虑”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引爆了无数人的敏感神经，人们焦虑的并非学历本身，而是在大职场环境下巨大的竞争压力。

内卷一词在下半年被反复提及，据《2020年互联网人才招聘白皮书》显示,2020年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处于观望态度，招聘需求与2019年相比下降40%左右，尽管在2020年3月份之后企业招聘逐渐复苏，但依然有超过20%的求职者选择了降低求职标准来“降维”竞争。

国内疫情稳定的同时，海外疫情却持续飙升，大量海归回国就业，再加上历史最高的874万应届毕业生，导致2020年应届生就职率仅为六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职场人必然长期处于无法缓解的焦虑之中。

因此“学历焦虑”在年轻人中如此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工作之初，学历是绝大部分人自己最有利的证明，这时候名校也好、硕博也罢都是你能脱颖而出的重要依仗。大部分的头部企业、优质岗位都对学历有硬性的要求，甚至有大企业HR表示非985、211的简历根本不值得打开。

在热播的职场综艺《令人心动的offer2》中本科非法律专业，而且学校还是二本的丁辉，在面试过程中与其他实习生相比明显受到了更多的质疑，他自己也说：“如果我是从正常途径来投简历的话，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跟四位交流……”而这种无法逾越的门槛不仅仅只存在于律师行业之中。

其次学历能够为求职者带来最重要的获益是圈子，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放眼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校友会和老乡会无一例外的成为了他们发家的起点和秘密。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一书中提出社会资源更丰富的孩子在职场上更容易获得优质、薪酬更高的、发展空间更大的工作。这便是圈子所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

当年面对只要7500万美元的刘强东，高瓴资本的张磊坚持拿出了3亿美元，做成了国内早期互联网单笔投资量最大的案子之一，这里面固然有顶级投资人独到的眼光和思维，但两人人大校友的身份也必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2016年，《国际金融报》的记者对中国A股500名上市公司高管的教育程度做了个分析和调查，最后发现：84%拥有高学历，48%毕业于985学校。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必要过分对自己的学历感到焦虑，毕竟学历只是我们展现自身竞争力的一个途径而已。它会随着我们工作年限的增加，在我们人生履历上所占的权重越来越低，没有人会在工作五年后依然强调自己的教育背景。

校招跨不过大企业的门槛，工作三五年通过社招进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持续学习，建立自己的长板优势才是推动职业快速发展、减少学历焦虑的最好办法。

当然降低以学历为代表的群体焦虑感，并非只依靠个体改变就可以的。随着教育、知识付费企业和机构的飞速发展，他们贩卖焦虑的热情也与日俱增，“时间会偷偷奖励那些学习的人”、“你要偷偷学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此刻你正被那些学习同龄人超越”，这些看起来正确且励志的鸡汤正将每一个人炖煮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安。

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的虚荣也得到了极大地激发，“20出头、年薪百万、刚下飞机”的精英主义让人们变浮躁的同时，也使很多人产生了“身份认知失衡”，不断向上攀援进入上级圈层的迫切与没有渠道和方法的痛苦，造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失落的焦虑感。

并非说向往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有错，而是不应该将自己禁锢在其中，而对一些同样能够创造价值，但看起来不太光鲜亮丽的职业弃如敝履甚至厌恶、鄙视。

这种价值观层面影响，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也能对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展现出更大的包容，从玩游戏到电竞运动员，从不务正业到职业主播，大学生养猪，硕士送外卖，我们看到了个体和社会在战胜焦虑这件事情上做出的尝试和努力。

郭德纲说人可以没文凭，但不能没文化。放下“学历焦虑”并不意味着鼓吹“读书无用”，我们必须正确的认识到学历依然是绝大多数企业和岗位选拔人才的硬性条件，我们要做的是努力摆脱焦虑的桎梏，不要停下学习的脚步。